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改变了坚守数十年的信条，宣布正在规划资本流入管理的框架。自1972年以后一直坚持在成员国内推行自由浮动汇率及资本流动，IMF的这一变化可谓十分显著。

“这是IMF第一次对成员国明确地指出，如何运用恰当的政策工具管理资本流入。”IMF称。实际上，早在2009年巴西开始对资本流入征收2%的额外税收并引起世界范围的争议时，IMF就已放松“口风”，从一贯的强烈反对转变为“不情愿地接受”，针对资本流动管理的研究也从那时开始。

IMF研究发现，本次危机过后，资本流入到全球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，与前几轮“资本流动潮”相比，速度更快、规模更大，将持续更长的时间。最危险的是巴西、韩国等国家，资本流入主要投在证券化资产上，这种资本更“热”、更具波动性。

于是，自2009年，从巴西到秘鲁，从韩国到印尼，从南非到土耳其，纷纷采取了对资本流入征税、规定投资锁定期、提高准备金率等量价措施。

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资本输出国表示强烈不满，暂且不论是不是他们的政策也多少造成了这一局面。其实，资本流入国又何尝不希望有个权威的指导性原则，为自己的行为“正身”？于是，G20轮值国法国提出，今年的一大议题即制定资本流入管制的全球“指导性原则”，也就是同是法国人的斯特劳斯—卡恩所说的“政策框架”。

IMF总裁斯特劳斯—卡恩（Dominique Strauss-Kahn）4月5日在乔治•华盛顿大学演讲时说，过去以为对如何管理经济很有把握，“华盛顿共识”给出了一些标准答案：简单明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确保稳定；去管制化和私有化可以激发增长和繁荣；金融市场能够把资源输送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领域，并能有效地管好他们自己；全球化会水涨船高，使所有人收益。

危机后却发现，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简单的通胀与就业，缺失的监管带来的是“大而不倒”，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不平等的加剧，这些都是必须改变的。所以他说，“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大变革的时刻。”

IMF正是变革的急先锋：过去两年，为提高合法性和代表性，IMF决定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，吸引更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才加入IMF；抛弃在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时，要求借款国政策紧缩过快、过于剧烈的教条主义，推出“灵活信用工具”（FCL）和“预防性信用工具”（PCL）；有关资本流入管理的政策框架正是最新的变革。

但从FCL等新型工具的实施来看，IMF并未放弃“搞对政策”的基本原则，斯特劳斯—卡恩所指的变革也绝非对现有制度的“推倒重来”，而是更务实地优先处理最紧迫的问题。

IMF的“政策工具箱”并非放任资本管制，其核心主张恰是各国必须把宏观政策和金融审慎措施作为“第一道防线”，这包括汇率低估的国家要向灵活汇率下的中期均衡水平迈进，积累必要的外汇储备，确保国内政策组合可实现公共债务的平衡及可持续。此后，在采取针对外汇币种的审慎措施的条件下，若仍无法有效控制资本流入，才可针对“投资人身份”实施资本管制，执行中还必须设法将扭曲降到最低，并顾及其溢出效应。

当然，从造成资本流动过猛的因素看，并不全是资本流入国的过错。IMF研究显示，将资本“推出”发达国家的因素有：美国低息政策、全球风险偏好增强、发达国家资产负债表仍待改善、发达国家低增长前景，国际投资组合多元化的需要。简言之，来自流出国的政策也值得推敲。

好在，各国决策者已经看到IMF过去在“约束大国”方面做得不够，一些变化已在酝酿之中。目前，正在对全球五个最大的经济体（美、中、日、欧、英）进行“政策溢出效应评估”，配合G20多边政策审议，对不平衡及危机提出事前预警。

同在4月5日，IMF的一份工作报告还指出，美国需要至少加税35%，并削减转移支付中的强制支出项目（包括社保、Medicare和Medicaid）至少35%，才有可能实现长期财政平衡。

说到这，即使能让人相信，IMF在尽量做到“一碗水端平”，仍会有人批评，IMF其实还是没有“牙齿”。但按照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（John Lipsky）的话说，IMF本就不该是“督导员”、“惩罚者”，而是出谋划策、提供理论和实证经验的“建言家”。其实，国际舞台上，各国对形象还是十分看重，同行压力还是管用，大国尤是。如果IMF自身的改革真正公平可信，我们可以再多点耐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