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新传媒
位置:博客 > 李增新 > IMF何以为资本管制开绿灯?

IMF何以为资本管制开绿灯?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改变了坚守数十年的信条,宣布正在规划资本流入管理的框架。自1972年以后一直坚持在成员国内推行自由浮动汇率及资本流动,IMF的这一变化可谓十分显著。

“这是IMF第一次对成员国明确地指出,如何运用恰当的政策工具管理资本流入。”IMF称。实际上,早在2009年巴西开始对资本流入征收2%的额外税收并引起世界范围的争议时,IMF就已放松“口风”,从一贯的强烈反对转变为“不情愿地接受”,针对资本流动管理的研究也从那时开始。

IMF研究发现,本次危机过后,资本流入到全球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,与前几轮“资本流动潮”相比,速度更快、规模更大,将持续更长的时间。最危险的是巴西、韩国等国家,资本流入主要投在证券化资产上,这种资本更“热”、更具波动性。

于是,自2009年,从巴西到秘鲁,从韩国到印尼,从南非到土耳其,纷纷采取了对资本流入征税、规定投资锁定期、提高准备金率等量价措施。

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资本输出国表示强烈不满,暂且不论是不是他们的政策也多少造成了这一局面。其实,资本流入国又何尝不希望有个权威的指导性原则,为自己的行为“正身”?于是,G20轮值国法国提出,今年的一大议题即制定资本流入管制的全球“指导性原则”,也就是同是法国人的斯特劳斯—卡恩所说的“政策框架”。

IMF总裁斯特劳斯—卡恩(Dominique Strauss-Kahn)4月5日在乔治•华盛顿大学演讲时说,过去以为对如何管理经济很有把握,“华盛顿共识”给出了一些标准答案:简单明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确保稳定;去管制化和私有化可以激发增长和繁荣;金融市场能够把资源输送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领域,并能有效地管好他们自己;全球化会水涨船高,使所有人收益。

危机后却发现,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简单的通胀与就业,缺失的监管带来的是“大而不倒”,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不平等的加剧,这些都是必须改变的。所以他说,“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,大变革的时刻。”

IMF正是变革的急先锋:过去两年,为提高合法性和代表性,IMF决定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,吸引更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才加入IMF;抛弃在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时,要求借款国政策紧缩过快、过于剧烈的教条主义,推出“灵活信用工具”(FCL)和“预防性信用工具”(PCL);有关资本流入管理的政策框架正是最新的变革。

但从FCL等新型工具的实施来看,IMF并未放弃“搞对政策”的基本原则,斯特劳斯—卡恩所指的变革也绝非对现有制度的“推倒重来”,而是更务实地优先处理最紧迫的问题。

IMF的“政策工具箱”并非放任资本管制,其核心主张恰是各国必须把宏观政策和金融审慎措施作为“第一道防线”,这包括汇率低估的国家要向灵活汇率下的中期均衡水平迈进,积累必要的外汇储备,确保国内政策组合可实现公共债务的平衡及可持续。此后,在采取针对外汇币种的审慎措施的条件下,若仍无法有效控制资本流入,才可针对“投资人身份”实施资本管制,执行中还必须设法将扭曲降到最低,并顾及其溢出效应。

当然,从造成资本流动过猛的因素看,并不全是资本流入国的过错。IMF研究显示,将资本“推出”发达国家的因素有:美国低息政策、全球风险偏好增强、发达国家资产负债表仍待改善、发达国家低增长前景,国际投资组合多元化的需要。简言之,来自流出国的政策也值得推敲。

好在,各国决策者已经看到IMF过去在“约束大国”方面做得不够,一些变化已在酝酿之中。目前,正在对全球五个最大的经济体(美、中、日、欧、英)进行“政策溢出效应评估”,配合G20多边政策审议,对不平衡及危机提出事前预警。

同在4月5日,IMF的一份工作报告还指出,美国需要至少加税35%,并削减转移支付中的强制支出项目(包括社保、Medicare和Medicaid)至少35%,才有可能实现长期财政平衡。

说到这,即使能让人相信,IMF在尽量做到“一碗水端平”,仍会有人批评,IMF其实还是没有“牙齿”。但按照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(John Lipsky)的话说,IMF本就不该是“督导员”、“惩罚者”,而是出谋划策、提供理论和实证经验的“建言家”。其实,国际舞台上,各国对形象还是十分看重,同行压力还是管用,大国尤是。如果IMF自身的改革真正公平可信,我们可以再多点耐心。

 
推荐 10